围绕“篆书篆刻创作”论题，马硕、赵世峰、李从众、姜家有、林坦、张伟、梁勇第等认为，篆书创作应潜心传统，守正创新，树立正大气象，践行雅正书风；在文字学上下功夫，提升自身文化修养，积累经验、尊重规律，将个性语言融入创作，摒弃急功近利之心，不耽于时风；深入研究篆书的历史渊源、发展脉络和艺术特点，从古代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。当下的篆刻创作过度追求形式新奇，往往使篆刻艺术沦为视觉游戏，人文缺失，笔刀脱节，许多作者沉迷于视觉冲击力，却忽略了篆刻最本质的文人性情与书卷气。那些曾令文人终日追求的金石意趣与文心寄托，正在悄然消逝，这是篆刻作者需要警惕的。

　　围绕“隶书楷书创作”论题，李冰、牛跃乾、王立场、邓杨、李磊、俞文军、田斌、孙洪权等认为，当前展览中部分隶书作品存在模仿跟风、面目雷同的问题，存在过度追求形式创新、结体过分夸张变形、章法刻意支离破碎的现象。崇尚质朴不等于刻意丑拙，隶书作者要学古不泥古，破法不悖法，沉潜经典，根植传统，多元取法，内化学养，综合提升。近年来楷书创作由于缺少文化沉淀，后劲不足，往往风格固化，止步不前。楷书作者要守正筑基，精研碑帖，博涉求深；要始终秉持对传统的敬畏之心，守正不守旧，创新不离根。

　　围绕“行书草书创作”论题，冯强、王冬寒、刘杨青、于瑞欢、骆炜、唐浩榕、李聚精、孙涛、温鹏杰、司正博等认为，当下行草书创作风格雷同现象仍然亟需解决，一些作者常困于“师古不化”，强调形式构成所带来的空间结构变化与视觉体验，重设计而轻自然书写。今天的行草书创作，需要少一些尽情宣泄、鼓努为力，少一些设计制作、作秀包装，多一些天趣与性情，多一些理性的支撑。行草书作者要以传统经典为滋养，深研古法之妙，结合时代审美、文化语境，在深刻理解“法”的基础上寻求“破法”与“立法”之道，在自然书写中融入个人气质禀赋、审美倾向，创作出既有传统风骨又具时代气象的佳作。

　　围绕“传承中华美学精神”论题，汪能江、王喜福、刘怀彬、宗宏宇、郭云鹏、黄鑫、贾王文等认为，传统书法美学精神的回归已然成为当代书法的第一要务。只有强调书法的文化属性、文本内涵和其中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，才能保证中国书法的纯粹性和可持续发展。书法传承不仅是笔墨技法的延续，更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传递。青年书家要把握“托物言志，寓理于情”的创作内核，坚守“言简意赅，凝练节制”的表现法则，追求“形神兼备，意境深远”的审美境界，中华美学精神不仅存在于艺术殿堂之中，更深植于千百万普通人的日常实践与生命情怀。因此，书法不应仅仅是文人雅事的符号，更应是连接大众心灵、书写时代情感、焕发文化自信的艺术形式。

　　围绕“活化利用传统书法资源”论题，蓝杰聪、杨洁、杨玉剑、陈才俊、冯周斌、赵安、顾翔等认为，百年来不断有新的古代书法资源问世，金石碑刻、简牍帛书等等，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创变信息，要将其作为素材与参照，丰富滋养当前书法创作。面对传统书法资源，要用历史的眼光审视、发现、利用，视野开阔不代表良莠不分，临创转换不等于简单机械的形象模仿，而是以自己的知识积累与创作积淀为支撑，从中寻找取法对象，拓展新的风格形态，“活”是多样手段，“化”是有机融合。要以当代的立场、艺术的立场，创造性转化，入古出新，汲古出新、守正出新，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的书法作品。

　　围绕“艺文兼备、技道并进”论题，蒋奎、王书峰、徐子钧、郑林、侯少楠、陈洪普、赵月秋等认为，艺文兼备、技道并进应是当代书法工作者的自觉追求。“艺文兼备”，要求书家既要有驾驭笔墨的精湛技艺，也要有丰厚的文化素养，使书法作品达到技术与文化、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。“技道并进”强调技术与精神的同步提升，反对将两者割裂，当技与道达到和谐统一时，笔墨之间自然流露出书家的精神气韵。书法本是“心画”，人格境界、道德修养、文化积淀决定作品的精神高度。优秀作品绝非技法的简单堆砌，而是技法锤炼与道统体悟的同步精进。以文养艺、以艺承文，文以载道，作品才能在笔墨之外拥有更强的精神穿透力。

　　围绕“书法教育”论题，邵跃晰、叶满宇、吴建伟、黄新悦、李楠琦、杨家伟、孟令琦、贾长庆等认为，书法教育工作者要以植根深厚传统为依托、以时代精神为内核、以教书育人为天职、以社会美育为担当，深入挖掘书法艺术中的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，潜移默化、润物无声地进行传统文化的现代呈现。在书法美育中要引导青少年知美守美，横平竖直、结构匀称，是汉字美学的“基准线”。青少年在学习写字临摹的过程中，逐渐感知左右对称的平衡之美、主次分明的秩序之美，这种审美启蒙，是知美的关键；“守美”则需提供可遵循的美学范本，颜体的雄浑、柳体的劲挺、欧体的严谨，虽风格各异，却都恪守汉字的构字逻辑与书写法则。规范书写绝非复古作秀，而是建立审美秩序的必然选择。